典型案例

信用不是筐, 不能啥都装

   
2019-09-10   7

乘客在地铁车厢内公放音乐、 视频的不文明行为, 令许多人倍感头痛, 除了劝说外别无他法, 还常常引发争执。 近日, 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亮出了新招, 其新修订的《 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》 规定, 不得外放声音, 否则将列入失信黑名单。

无独有偶, 有媒体发现, 北京、 兰州等地此前都已作出规定, 将车厢内饮食、 大声公放、 逃票、 从事营销活动等不文明行为记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。

不文明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, 或是因为它只属于道德事物, 介于个人自由和公共秩序之间, 极易形成不自觉的冒犯。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, 通常对道德边界缺乏省思, 因此会犯错而不知错, 甚至去“ 怼” 别人。 毫无疑问, 将这样的人列入黑名单, 乃至于“ 一处失信、 寸步难行”, 可以形成良好的约束作用, 让他们更重视社会公德的养成。

但也正如许多人所追问的:

一次不文明行为是否可以代表一个人的道德全貌?

一次无意的失信行为, 是否必然意味着“ 寸步难行” 的惩戒后果?

闯红灯上失信黑名单、 教师用课本打学生上黑名单, 学校招生先看学生父母是否失信…… 现在,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特别是失信惩戒机制的“ 提速换挡”,“ 信用机制被滥用” 的担忧也随之而来。

首先, 现在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, 都在制定相应的信用规范, 但一些地方随意降低失信认定标准, 无法完整体现信用主体的品行, 客观上也养成了一切以信用解决的制度惯性。

其次, 惩戒层面上, 信用机制有滥用风险, 一切事物均可与信用扯上关系, 对人们的生活会造成极大困扰。

种种问题, 指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种制度信用, 有其积极意义, 但也存在有效性边界。 换言之, 信用机制不是筐, 什么都能往里面装。

针对这种现象,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特别强调“ 三个防止”, 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的泛化、 扩大化; 防止失信“ 黑名单” 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的泛化、 扩大化; 防止包括个人信用分在内的其他信用建设举措应用的泛化、 扩大化。 可见,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固然“ 好用”, 但我们也要保持冷静, 坚持依法依规, 合理适度。

制度信用的边界在哪里?

北大教授沈岿提出:“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是要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诚信社会、‘ 完人’ 社会。” 笔者以为, 这应该是一条需要牢记的底线。

我们制定信用标准, 既要考虑于法有据, 也要努力做到于情合理。 针对一般不文明道德行为, 可以从行政处罚里找办法, 针对违法违纪行为, 又有专门性的法纪规范进行制约。 只有那些严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失信行为, 比如食品药品领域重大违法事件, 被规定执行却不还钱的“ 老赖” 等, 才可以纳入失信范畴。

当前, 从中央到地方, 出台了大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文件, 对比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传统信用概念, 现如今的“ 信用”, 正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, 几乎有无所不包的势态。

对于管理部门来说, 以信用倒逼个体行为, 无疑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 但着眼于信用制度的严肃性, 相关部门要对这种“ 立竿见影” 保持谨慎态度, 能用既有制度解决的, 就不必要寻求信用救济。 在综合考虑到社会危害等影响的前提下, 一部分行为可以使用信用规制, 以发挥出警示作用。